在我國現代民族音樂史上，鄭覲文應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鄭覲文不僅是一位民族器樂演奏家、音樂教育家，也是一位民族樂器改革家。他對古代音樂的探索，對民族樂器的改革，以及對演奏人才的培養，都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大型民族樂隊的組建，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 鄭覲文，攝于1928年（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鄭覲文（1872～1935），江蘇江陰人。自幼酷愛民族音樂，30多歲時，任江陰廟堂音樂助教。他對民族音樂作出重要貢獻，乃是在創立大同樂會之后。
辛亥革命以后，鄭覲文來到上海。由于他熟知古樂，被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學校（1919年春改為倉圣明智大學）聘為古樂教員，其后又被圣瑪利亞女學聘為古樂教員。此時的鄭覲文，已不滿足課堂里教幾個女學生，他要面向社會。1918年，鄭覲文出資與其堂弟鄭立三共租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1004，開辦琴瑟學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鄭覲文受新文化運動的啟迪，當月即果斷地將“琴瑟學社”易名為“大同樂會”，掛出了“大同樂會籌備處”的牌子。鄭覲文為大同樂會制定了“研究中西音樂歸于大同”的宗旨。在研究方法上，鄭覲文則主張“對于西樂主專習，對于中樂則主稽古與改造，務使中西方得相濟互助之益，然后擷其精華，提其綱領”。這一“籌備”階段于1923年底才算完成。
△ 1919年8月，鄭覲文（左六）參加“怡園琴會”活動（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鄭覲文在大同樂會建立初期即設立三個部：研究部、編譯部和制造部。研究部又分理學和技能二科。理學所研究的范圍比較廣，有中國律學、韻學、雅樂譜、俗樂譜、西樂譜、西樂辭典和中西詩歌等。技能所學習的內容為中西樂器演奏、中西歌曲唱法、東方古舞和西方舞蹈。編譯部旨在編譯各種樂書和樂譜。制造部的任務當然是制作中西樂器。籌備如此完善的民間音樂團體，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就以制作樂器來說，1932年大同樂會就出售過自己制作的小提琴（Violin）。如此繁重的工作，鄭覲文深知“非少數學力所能逮，愿與海內外同志通力合作”。鄭覲文身體力行，因此團結了一批深有造詣的藝術家，如早年教歌舞的歐陽予倩，教琵琶的汪昱庭、吳夢飛，教京劇的陳道安、蘇少卿，教昆曲的楊子詠。鄭覲文自己則教琴瑟。
△ 鄭覲文撫琴圖
鄭覲文不僅能團結如此眾多的音樂家，而且全力獎掖后學，因此培養了王叔咸、程午嘉、柳堯章、鄭惠國、衛仲樂等一批深有造詣的音樂人才。1925年，柳堯章還只是個20歲的青年，鄭覲文深知他富有才華，竭力鼓勵他成功地改編出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此曲一出，社會上的反響就十分強烈，認為不聽此曲當引以為憾。
△ 古曲 - 春江花月夜(1,2,3) 大同樂會演奏（轉自Youtube）
1926年，孫傳芳在南京搞“雅歌投壺”，大同樂會50余人應邀乘專車赴寧，鄭覲文就全權委托柳堯章組織、安排演出事宜。1929年，衛仲樂加入大同樂會，鄭覲文對衛仲樂倍加賞識。
△ 1934年衛仲樂琵琶獨奏《陽春曲》（轉自Youtube）
1927年，柳堯章又挖掘、整理出已經絕響的《霓裳羽衣曲》（即《月兒高》）。鄭覲文初聞柳堯章的演奏，竟然驚呼“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難得幾回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彩色紀錄片并送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獨奏只有鄭覲文的古琴獨奏《水仙操》和衛仲樂的琵琶獨奏《十面埋伏》。同年5月21日，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和大同樂會在剛剛改建成的大光明電影院，舉辦首次公開的中西聯合音樂會。大同樂會的單獨節目僅兩個：合奏《國民大樂》和衛仲樂琵琶獨奏《十面埋伏》。音樂會上，衛仲樂一曲《十面埋伏》藝驚四座。不久，鄭覲文即提拔衛仲樂擔任大同樂會樂務副主任。由此可見，鄭覲文不僅有識英才的慧眼，且有大膽啟用青年的卓識。
△ 衛仲樂（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此外，鄭覲文于制造仿古樂器、改良民族樂器、組建民族樂隊，以及編著樂理書籍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作出了重大貢獻。
鄭覲文制作仿古樂器，起始于任教倉圣明智學校期間。當時鄭覲文已將復制的竽、塤、篪、大瑟、大小忽雷、箜篌等，用于古樂演奏。1923年，歐陽予倩還將這些仿古樂器搬到他編導的京劇《徽欽二帝》的舞臺上。浙派古箏演奏家王巽之由杭來滬，即參加大同樂會的活動，并受大同樂會影響，努力進行塤和簫的制作研究。同樣，箜篌的復制研究也起始于大同樂會鄭覲文的倡導。1931年9月5日，在中華儉德會籌賑全國水災游藝大會上，柳堯章就以箜篌獨奏《月兒高》（《霓裳羽衣曲》），可見當時箜篌的演奏技巧已相當完善。
在哈同花園里復制古樂器，得受制于人，鄭覲文當然不能盡力施展。大同樂會成立以后，鄭覲文便專心致志地營造這批仿古樂器。盡管多方面籌集資金，但仿古樂器的制作進展仍然十分緩慢；史量才在《申報》刊文呼吁，收效仍然極微。面對如此窘境，鄭覲文毫不氣餒。1930年6月，終于得到教育部特批，撥南京地下發現的古木中的一部分予大同樂會，這套仿古樂器才得于1931年完成。據《申報》報道，這次制作的全套樂器計163件，其中弓弦樂器20種，彈撥樂器35種，吹奏樂器43種，敲擊樂器60種，并附音律樂器5種。這套樂器制成后，陳列于福開森路世界學院（今武康路393號）供人參觀。
△ 圖左：《良友》畫報第五十六期刊登“大同樂會鄭覲文氏監制古樂器一百六十三種將展覽于上海”；圖右：《圖畫時報》第二百五十三號刊登“大同樂會制贈德國古樂器”（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關于鄭覲文所制作的“仿古樂器”，實際上乃是古代樂器、現存的民間樂器、少數民族樂器和部分創意樂器的綜合，但鄭覲文所制樂器究竟有多少，至今沒有確切的統計。《中國音樂史》中所載為161件，拍攝《東方大樂》時講有180件，如今存留下的樂器照片和實物，約有170件。
鄭覲文制造仿古樂器，并不拘泥于古制，其中頗多革新。為了克服古琴音量小的缺點，1924年，鄭覲文就研制過雙層面板的“增幅琴”，1926年又制作了音量比古琴大一倍以上的五弦“虞琴”（史籍載，琴為虞舜所造，五弦）。鄭覲文還制作出36弦“灑瑟”和50弦“庖羲瑟”。鄭覲文在瑟上的改革有二：一是將瑟的一弦一柱，改成類似揚琴的排馬，防止鼓瑟時柱與瑟的面板碰擊而發出雜聲；二是在瑟上裝上軫軸，將弦的首端栓于軫軸之上，以利調節弦的松緊。如今制作古箏，排馬雖然未被采用，而弦軸卻沿用了下來。
△ 庖犧瑟（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大同樂會仿制的庖犧瑟。栓弦裝置已為箏尾進箏首出，琴弦的固定和調節都比較方面。
△ 百弦大瑟（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大同樂會據歷史記載中的“庖犧氏造50大弦”而創制的百弦大瑟。
△ 衛祖光演奏《水仙》鄭覲文制琴（轉自東方樂器博物館）
對于常用樂器笛子的制作研究，鄭覲文亦耗費了不少心血。我國舊有的傳統笛子為均孔，即各孔的間距幾乎相等。這種形制，最遲始于漢魏時期，一直沿用下來。為著合奏的需要，鄭覲文于1929年首先按國際標準音制成律呂式的十二調笛。所謂律呂式笛，乃是以三分損益律確定各孔之間的音程關系。實際上，律呂式調笛的各孔之間的音程關系，與如今普遍采用的十二平均律的笛子相差甚微。鄭覲文又考慮到笛子的音高同管長成反比例的這一事實，又琢磨研制成管長能夠伸縮的調音笛。此笛后由羅松泉完善，一直沿用至今。鄭覲文還在20世紀30年代初制作了十二音簫笛，十二音簫的制作早于今虞琴社的彭祉卿（彭制“雅簫”僅能奏十音），而十二音笛則更早于丁燮林1944年制作的十一孔笛。
△ 仿大同樂會笛簫音位 劃線板（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為創建新型樂隊，鄭覲文亦作過多次探索與努力。1924年4月27日，鄭覲文首次組建了具有30人規模的女子樂團。女子樂團分歌、舞、樂三個隊；樂隊分弦樂、管樂、簧樂和打擊樂四個組。女子樂團于1924年6月8日演出于市政廳，深獲好評。當時的德國駐遠東代表林臺博士在觀看了這場演出之后，不僅給予高度評價，而且訂購了八件仿古樂器運往德國供人參觀。這支樂隊的基本力量是哈同辦的倉圣明智女子大學的學生。1924年夏，倉圣明智女學亦繼男學之后停辦，女子樂隊也就于無形中解散。當時鄭覲文就想組建一支30人規模的男子樂隊，未能如愿。
1925年《春江花月夜》改編成功，1927年《霓裳羽衣曲》（即《月兒高》）被挖掘整理出來。柳堯章對這兩首曲子雖然作了編配，演奏形式也有所改變，但演奏規模也不過十人左右。1928年5月，鄭覲文采納柳堯章的建議，組建了包括大同樂會、汪氏琵琶研究會、霄雿樂團、韓江絲竹社、琴侶齋、精武體育會國樂組、中華音樂會、辛酉學社、華樂團、儉德儲蓄會國樂組等十個團體的國樂聯合會，意在組建40人規模的大樂隊。后因分聲部、定譜、視奏等意見難以得到共識而“流產”。
△ 1936年霄雿國樂團慶祝成立十周年活動留影（圖|中樂圖鑒）
△ 1937年秋冬大同樂會成員電臺錄音現場照片（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因為上海的其他民間樂隊很少有大同樂會會員識工尺譜、簡譜，又識五線譜的能力，此事促使鄭覲文下定由大同樂會單獨組建大樂隊的決心。該年夏秋之交，大同樂會即向社會招收樂隊隊員，大樂隊很快組成。該樂隊有30余人，分吹、拉、彈、擊四個樂組，高、中、低三個聲部齊全，并編排了五個樂章的《國民大樂》。1930年1月17日，上海拒毒會在市政廳舉辦游藝會，大同樂會的《國民大樂》首場演出。拒毒會還特為《國民大樂》拍攝了紀錄片。可惜此片為內部資料片，鮮為人知。前文提到，此后的1933年4月，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為《國民大樂》易名的《東方大樂》拍攝了紀錄片送美國芝加哥萬國博覽會參展，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我國知名音樂理論家沈知白先生就給予中肯的評價。
明星影片公司為大同樂會拍攝的彩色紀錄片內容豐富，除鄭覲文古琴獨奏、衛仲樂琵琶獨奏，以及合奏《春江花月夜》《東方大樂》而外，據說還收入了全套仿古樂器。這套紀錄片，無疑當是民族音樂研究極為寶貴的資料，希望有關方面能全力尋找，遺憾的是人微言輕，至今未聞下文。1933年5月21日，大同樂會同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在剛改建成的大光明電影院舉辦中西聯合音樂會，大同樂會又奏《國民大樂》。音樂會后，鄭覲文深感這支大樂隊的陣容和音響，遠遠不及管弦樂隊，打算進一步擴大樂隊的規模，但因時局動蕩，鄭覲文未能如愿。
△ 1933年4月上海明星電影公司為大同樂會演奏“國民大樂”拍攝紀錄片
△ 上海明星影片公司音樂科
鄭覲文于理論研究亦頗用功。除了編纂發行了《雅樂新編》《簫笛新譜》和《中國音樂史》外，還發明了七線譜，編纂了《中西樂器全圖考》。可惜《中西樂器全圖考》的書稿，因戰亂，后竟不知所終。
△ 《雅樂新編（初集）》（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 《中國音樂史》（臺灣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舊藏）（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七線譜，據鄭覲文敘述，乃是吸收五線譜的長處，結合我國國樂界只熟悉首調唱名的實際而設計的。1931年夏，鄭覲文還特地用七線譜譯古琴譜讓衛仲樂先生演奏，譯琵琶譜讓柳堯章先生演奏，以此證明七線譜的適應性強。
1935年2月24日，鄭覲文因腦溢血逝世。5月26日，大同樂會全體在湖社為鄭覲文公祭，汪昱庭主祭。
△ 公祭鄭覲文（圖|東方樂器博物館）
